国家数据局正式挂牌步入倒计时，北京、广州等多地推动建立首席数据官制度。根据普华永道发布的《2023普华永道中国首席数据官调研》显示，中国企业中的“首席数据官”有待崛起，当前中国上市公司首席数据官或类似管理岗的渗透率仅为1.3%，远低于全球27%的水平。

作为数字经济核心驱动力，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备受市场关注。围绕数据人才培养等相关议题，中国商业联合会数据分析专业委员会会长邹东生受邀财联社专访，专业回答了记者相关问题。
 

财联社：《北京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在数字经济安全这一章中提出，鼓励各单位设立首席数据官。此前，《广东省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工作方案》选取6个省直部门以及广州、深圳、珠海、佛山等10个地市开展试点工作，推动建立首席数据官制度，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对于上市公司应否设立首席数据官，您怎么看？

邹东生：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数据已经成为在土地、资本、技术等之外的又一重要生产要素，数据被视为全球发展“新能源”。对于大多数上市公司来说，尤其是在金融、医疗、零售和技术服务等行业，数据已经成为其核心资产和运营的关键。那么，设立首席数据官的意义就显得迫切且重要，企业内部设立首席数据官，可以确保企业各个部门的数据得到有效管理和利用，形成无断点决策依据，同时保证数据流通与安全，进而参与公司的重大市场战略决策，持续指导企业发展壮大。

我认为首席数据官的主要工作方向有：一是数据存贮、治理与合规：随着数据隐私和安全法规的增多，上市公司面临越来越多的合规要求。首席数据官可以确保公司的数据处理、存储和使用都符合相关法规。

二是构建数据分析能力：首席数据官帮助公司自上而下的建立数据文化，鼓励全公司的员工重视并有效利用数据，建立企业内部的数据分析团队。首席数据官要通过促进行业、管理、业务与数据分析能力的融合，形成企业的数据化落地场景，为企业实现降本增效、控制风险的目标。

三是市场的竞争，就是时间的竞争，上市公司应该慎重并尽快设立首席数据官及相关部门，建立企业数据化人才梯队，引入数据分析能力，这都需要“首席数据官”这个角色帮助企业组织、规划，并逐步坚定落实。
 

财联社：数字化转型离不开人，你刚才提到上市公司应建立数据化人才梯队，那么企业如何建立数据人才梯队？

邹东生：数据人才梯队的建设与完善，是实现数字中国必备的夯实基础，全社会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都离不开数据人才。聚焦到企业，从传统企业到互联网企业，都需要不断更新对数据人才的定义，丰富完备自己的数据人才梯队。协会通过多年深入观察与调研，总结了一些规律性和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希望能够帮助企业建立数据人才梯队：

一是明确企业数据转型的目标与愿景。企业需要明确自己的数字化转型目标，以此为基准，确立对数据人才的需求，建构出企业所需的数据人才能力结构与必备技能。

二是建立战略性的企业数据文化。文化的传递与影响，对企业的数据能量激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鼓励整个组织重视数据分析能力，吸引、培养、激励数据分析人才，方能促进企业整体的数据转型。

三是密切关注全社会对数据人才的培养规划。与行业协会、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深化合作，关注优质的数据人才的规划和培养，不仅可以帮助企业持续进行数据化转型纵深变革，更是长期开展企业效能提升、精准企业决策能力的关键所在。

财联社：据你观察，目前数据行业人才培养有哪些问题？

邹东生：行业发展规律通常是其发展速度总是超过人才建设与行业规范的推陈出新，数据行业也如此。

过去二十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诞生了一批优秀的数字原生企业，靠数据力量推动，实现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但是相对应的，人们对数据应用的能量与价值、管控与安全，在全行业范围内来看，是相对滞后的；集中反映在数据人才的培养方面，呈现出认识不对等、需求不对等和培养不对等三个方面的不足：

认识不对等。数据人才培养与企业实际需求之间普遍存在脱节现象，很多职业培训机构的课程设计多数停留在纯粹的理论讲解或者单纯的数据分析工具应用层面，而企业需要的是能够通过数据分析解决业务问题的实战型数据人才，这样必然导致对数据人才的培养认识与企业对数据人才的岗位认识，相去甚远。

需求不对等。因为社会培养与企业需求对数据人才认识不对等，导致了社会中存在大量的侧重技术工具层面的数据人才，但是建立在数据思维（即数据认知方法论）基础上的懂行业、懂业务、懂管理的专业数据人才却始终处于匮乏状态。

培养不对等。基于认识和需求两方面的差距，就导致了在培养手段上的不对等。数据人才本质上是一个跨领域综合素质人才，从最基础的统计学与计算机科学，到管理学、经济学，再到业务实战，需要数据人才做到利用基础的IT能力，在数据思维方法论的指引下，通过数据研究与分析，真正解决企业数据化转型面临的实际问题，让数据变现！